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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职者数量增加但未成潮,基层公务员辞职调查

文章作者:公务员 上传时间:2019-09-06

  上海多名厅官离职 公务员[微博]下海潮来临?

有关公务员[微博]辞职的话题近期倍受各界关注,《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北京、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采访调研,发现2014年以来,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未到大规模成“潮”的程度。

有关公务员[微博]辞职的话题近期倍受各界关注。智联招聘发布的《2015春季人才流动分析报告》称,自今年2月25日起3周时间内,全国范围内有超过1万名公务员、事业单位工作人员通过该网站投递出求职简历,比去年同期增加34%。随后有舆论称,“公务员辞职潮到来了。”

浦东新区走了两个副区长,处长创业已不是新闻

  摘要|上海浦东新区走了两个副区长,处长创业已不是新闻,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上海是否会在全国率先掀起公务员离职下海热潮?

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增多

针对此,《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近期在北京、福建、广东、江苏、安徽等地采访调研,发现2014年以来,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未到大规模成“潮”的程度。

上海半年内多名厅官离职,公务员[微博]下海潮来临?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网址,  事件|公务员辞职不再是稀奇事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上公务员队伍未现明显变化。

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增多

7月27日,上海市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副主任陈凯的名字从外办官网上消失,此前上海市人民政府已发出任免通知,免去其外办副主任职务。多个消息源向中国青年报记者证实,这名45岁的副厅级官员系主动辞职,辞职后的去向或为一家民营金融机构,该机构主要从事互联网金融业务。

  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其它省市公务员辞职新闻也层出不穷,

江苏省公务员局负责人说,从统计数据看,江苏目前没有出现所谓的“离职潮”;省级部门未发现公务员辞职大幅增加。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在基层调研发现,个别地方辞职公务员数量有所增加,但整体上公务员队伍未现明显变化。

近半年来,包括陈凯在内,上海已至少有3名厅局级官员辞职。3月19日,原浦东新区区委常委、副区长卫明离职;7月9日,原浦东新区副区长丁磊离职。浦东新区是上海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其在上海的行政级别要高于其他区县,为副部级。

  虽然这些人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是少数,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趋势还是值得引起关注。 在公务员管理体制的大变革的环境下,出于对个人价值追求等原因,公务员辞职已不再是稀奇事。

个别地区、个别单位确实出现部分公务员辞职现象,但基本属于正常人员流动范畴。

江苏省公务员局负责人说,从统计数据看,江苏目前没有出现所谓的“离职潮”;省级部门未发现公务员辞职大幅增加。个别地区、个别单位确实出现部分公务员 辞职现象,但基本属于正常人员流动范畴。“现在的辞职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本世纪初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远不能等量齐观。”

这些人离职后的去向,暂不明朗。此前有消息称,卫明被某房地产私企“挖”走当高管,但很快有人澄清,称其实际是赴海外留学[微博]深造。而7月离职的丁磊和陈凯,据悉离职后将赴外企或民企任职。

  调查|离职公务员的三大类型

“现在的辞职现象与上世纪90年代初、本世纪初的公务员‘辞职潮’相比,远不能等量齐观。”

厦门市公务员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14年至今,在该局所管理的政府机构编制内公务员还未出现主动提出辞职的情况。近5年来厦门市公务员流动没有出现 异常,只有极少数人提出辞职,主要是年轻的、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的辞职回家“接班”管理家族企业,有的因家属在国外而辞职。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此前都有企业从业经历。丁磊从1988年到2011年的23年间,均在汽车行业工作,历任上汽集团自主品牌项目商务副总经理、上海通用汽车有限公司总经理、上汽集团副总裁等职务;陈凯则历任上海东海电脑股份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上海长江新成计算机系统集成公司总经理等职务。

  一是“身心俱疲型”。

厦门市公务员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从2014年至今,在该局所管理的政府机构编制内公务员还未出现主动提出辞职的情况。近5年来厦门市公务员流动没有出现异常,只有极少数人提出辞职,主要是年轻的、没有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有的辞职回家“接班”管理家族企业,有的因家属在国外而辞职。

2014年初,安徽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主任周大跃、合肥市新站区领导等人辞职引起社会关注,不过当地受访干部表示,合肥、安庆等地短时期内出现多名干部辞职只是巧合。

2013年8月,丁磊开始担任浦东新区副区长。然而,担任副区长未满两年,他就辞去公职。据《21世纪经济报道》,“特斯拉已向丁磊伸出橄榄枝。”

  以重庆安庆市大观区辞职的4名干部为例,这4名干部申请离职原因都是个人或家人健康问题。区委书记何谦患有抑郁症,长期失眠;大观区花亭街道党工委书记檀浩也患有抑郁症;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强患高血压和胃病;临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何琳的丈夫因车祸瘫痪,需长期照顾。

2014年初,安徽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办主任周大跃、合肥市新站区领导等人辞职引起社会关注,不过当地受访干部表示,合肥、安庆等地短时期内出现多名干部辞职只是巧合。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工作机会多,辞职公务员人数也多一些。深圳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处主任科员梁文浩说,去年深圳市公务员辞职数量超过100人,但在该市4.6万名公务员队伍中所占比例不高。总体上,男性公务员辞职比女性多。

这些人的共同特征是——身居高位,年龄优势明显,其中卫明43岁、丁磊52岁、陈凯45岁。很多人据此分析,上海是否会在全国率先掀起公务员离职下海热潮?

  二是“急流勇退型”。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在一些大城市,由于工作机会多,辞职公务员人数也多一些。深圳市人社局公务员管理处主任科员梁文浩说,去年深圳市公务员辞职数量超过100人,但在该市4.6万名公务员队伍中所占比例不高。

记者从北京市委组织部、人力社保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北京并未出现大规模辞职潮,但相比过去几年,45岁以下年轻处级干部离职数量有所增加,有离职意向的年轻公务员比例也有所增长。北京市一个区统计,过去5年来,该区30岁以下公务员流失了300人。

中国青年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多名从处级、科级岗位离职的上海“原官员”,以期多维度呈现上海公务员离职现状。

  江苏一位县级市开发区主任从事经济工作数十年,2014年辞职到企业工作。他对记者说:“辞职换安心。像我这样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谁能保证前些年没有帮助别人搞先批后建?谁能保证引进的企业环评都过关?谁能保证开发区建设之初没有点征地纠纷?现在到企业工作,之前的违规违法也能一笔勾销了。”

总体上,男性公务员辞职比女性多。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公务员离职情况逐渐增多,目前干部队伍有一定心理压力。2014年该区10个处级干部去了私企、国企,最近还有一些干部 也提出辞职申请。“走的都是比较年轻、高学历的人。老同志没那么多想法,企业也不需要。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真出来了,朋友凑不够“两只手”

  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周大跃辞职去企业也被当地干部认为是一种“急流勇退”。合肥市一位领导说,副秘书长也算是重要的领导岗位,走出这一步需要很大勇气。

记者从北京市委组织部、人力社保局等部门了解到,目前北京并未出现大规模辞职潮,但相比过去几年,45岁以下年轻处级干部离职数量有所增加,有离职意向的年轻公务员比例也有所增长。 北京市一个区统计,过去5年来,该区30岁以下公务员流失了300人。

与此同时,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意愿有所下降。厦门大学[微博]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孟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动力在下降。

上海长宁区一处狭小的办公楼内,李朋(化名)笑着给客户倒茶水。就在几分钟前,他刚刚摆出一副小微企业老板的架势,把一名多次不能理解他意思的员工批评了一顿。

  三是“压力山大型”。

北京市大兴区政府有关负责人说,公务员离职情况逐渐增多,目前干部队伍有一定心理压力。 2014年该区10个处级干部去了私企、国企,最近还有一些干部也提出辞职申请。“走的都是比较年轻、高学历的人。老同志没那么多想法,企业也不需要。从长远来看,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

另据统计,2015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人数为2.2万人,共有140.9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比上一年减少11.5万,报录比为64:1。这一比 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

一般人可能不知道,就在两年多以前,李朋还是上海某区一个政府部门的“一把手”。除了区里的分管领导,他不需要向任何人陪笑脸,也不需要亲自教底下的一线工作人员做事。

  律师陈长厚辞职前在福建省一个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了6年法官,他说:“我辞职主要因为压力太大,一方面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很大,去年我辞职时的工资只有每月3100元,很难养活家庭。另一方面工作量大,社会转型导致案件越来越多,加班已是常态,而现在案件终身责任制也是很大压力。”

与此同时,大学生报考公务员的意愿有所下降。厦门大学[微博]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孟华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学生报考公务员的动力在下降。

离职公务员三大类型

事实上,最大的不同在于,过去他可能会因为开会等事务,让下游供应商等着与他会面;现在他却要以下游供应商的身份,等领导“接见”。“接见”他的领导,可能级别还没有他过去高,但他却要为此付出最短1个多小时、最长近3个小时的耐心等待。

  调查|公务员辞职的三大原因

另据统计,2015年度国家公务员考试计划招录人数为2.2万人,共有140.9万人通过资格审查,比上一年减少11.5万,报录比为64:1。这一比例和2011年的133.7:1、2012年的117.7:1、2013年的107.2:1、2014年的71.9:1相比,呈持续下降趋势。

孟华认为,公众之所以关注公务员辞职现象,首先在于我国“官文化”根深蒂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走上仕途是首选。所以,公务员辞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 次,随着反腐持续深入,整个政治风气的变化对一些干部产生压力,而公众也期望有公务员在压力之下选择辞职,因而对个别公务员辞职现象加以放大。

但所有的苦,在李朋看来,都是值得的。因为他现在在为自己干活,他的每一次付出,都能养活数十名员工以及他自己。公司是他自己的,“爱干吗干吗,爱怎么花钱就怎么花!自己说了算。”

  原因一:薪酬水平偏低

离职公务员三大类型

安徽南翔集团董事长余渐富认为,公务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金饭碗,优秀人才争相扎堆想挤进公务员队伍,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人才流动的误区之一。如果80% 的人都想去当公务员,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事实上企业也很需要优秀人才,现在出现的干部跳槽现象有助于打破人才结构性失衡。

尽管一下子从“朝南坐”变成了“朝北求人”,但李朋现在比过去多了洒脱和快乐。“现在只要有付出,就有所得。”李朋说,自己现在每个月只纠结两件事:一是拿什么发工资,二是拿什么付房租。

  眼下公务员薪酬福利水平相对于企业人员来说,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原来一些隐性福利减少,甚至完全没有,一些基层公务员感到不适应。

孟华认为,公众之所以关注公务员辞职现象,首先在于我国“官文化”根深蒂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走上仕途是首选。所以,公务员辞职让人觉得不可思议;其次,随着反腐持续深入,整个政治风气的变化对一些干部产生压力,而公众也期望有公务员在压力之下选择辞职,因而对个别公务员辞职现象加以放大。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离职的公务员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为了避嫌,他把公司注册在了别的区县,并且与过去的供应商完全断了联系。这些供应商,大都是他现在所从事行业的上游企业。也就是说,以前卖东西给他的那群人,现在成了他兜售产品的对象。

  原因二:晋升空间狭窄

安徽南翔集团董事长余渐富认为,公务员一直以来被认为是金饭碗,优秀人才争相扎堆想挤进公务员队伍,这对整个社会来说是人才流动的误区之一。如果80%的人都想去当公务员,这个社会就不正常。事实上企业也很需要优秀人才,现在出现的干部跳槽现象有助于打破人才结构性失衡。

一是“身心俱疲型”。以安庆市大观区辞职的4名干部为例,据当地干部介绍,这4名干部申请离职原因都是个人或家人健康问题。区委书记何谦患有抑郁症,长 期失眠;大观区花亭街道党工委书记檀浩也患有抑郁症;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强患高血压和胃病;临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何琳的丈夫因车祸瘫痪,需长期照顾。

“真的出来了,你会发现,剩下的朋友凑不够两只手。”李朋的搭档张平(化名),也曾是一个副处级干部,他说他见过最极端的一个人,过去几乎天天要给他打电话,但他一走,对方在最近一年多里,一个电话都没来过,“我还算好,以前就不爱去饭局,难以想象那些以前被前呼后拥的人,出来后会是什么感觉”。

  一些公务员辞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晋升空间狭窄,升职靠熬年限、拼关系。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查了解到,当前离职的公务员主要有以下3种类型:

二是“急流勇退型”。江苏一位县级市开发区主任从事经济工作数十年,2014年辞职到企业工作。他对记者说:“辞职换安心。像我这样多年从事经济工作 的,谁能保证前些年没有帮助别人搞先批后建?谁能保证引进的企业环评都过关?谁能保证开发区建设之初没有点征地纠纷?现在到企业工作,之前的违规违法也能 一笔勾销了。”

离职跟“八项规定”无关

  原因三:压力大、幸福感低

一是“身心俱疲型”。

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周大跃辞职去企业也被当地干部认为是一种“急流勇退”。合肥市一位领导说,副秘书长也算是重要的领导岗位,走出这一步需要很大勇气。

“八项规定”以及中央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腐举措,此前被认为是造成公务员离职的一个重要原因。但记者采访的4名离职公务员均否认了这一说法。

  多位已辞职或有辞职打算的公务员抱怨,他们离开或希望离开公务员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基层工作强度大、压力大、风险大,“经常加班”、“5 2”、“白+黑”,幸福感低。

以安庆市大观区辞职的4名干部为例,据当地干部介绍,这4名干部申请离职原因都是个人或家人健康问题。区委书记何谦患有抑郁症,长期失眠;大观区花亭街道党工委书记檀浩也患有抑郁症;龙山街道党工委书记王强患高血压和胃病;临湖街道党工委书记何琳的丈夫因车祸瘫痪,需长期照顾。

三是“压力山大型”。律师陈长厚辞职前在福建省一个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了6年法官,他说:“我辞职主要因为压力太大,一方面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很大,去 年我辞职时的工资只有每月3100元,很难养活家庭。另一方面工作量大,社会转型导致案件越来越多,加班已是常态,而现在案件终身责任制也是很大压力。”

一名从上海某郊区副处岗位离职的官员告诉记者,在“八项规定”出台以前,他就一直坚持不跟任何政府项目供应商吃饭,“处长级别的,一般对方会塞些(购物)卡来,但他提的一些小要求,你是满足他,还是不满足他?所以干脆不吃。”

  点评|公务员适当流向社会是件好事

二是“急流勇退型”。

多位基层干部反映,现在对基层干部的工作要求明显提高。安庆市一位干部说:“过去全区年度工作计划七八张纸,现在厚达一本书,内容增加、过程细化、落实 到人,时间节点具体到每个星期。工作标准提高,群众诉求多样,一些老办法不能用了,新办法还在摸索,基层压力越来越大。”

这名前任副处长告诉记者,他过去一下班就“逃”,防着别人来约饭。据他说,自己在一年多前离任审计时,财务处没有一张他在下属单位报销的发票。

  公务员离职,对个人是好事,对政府而言,虽然整体影响不大,但需要多反思。总体而言,公务员中的精英还是很多的,甚至“有浪费”,他们适当流向社会是件好事,应予以鼓励和支持。

江苏一位县级市开发区主任从事经济工作数十年,2014年辞职到企业工作。他对记者说:“辞职换安心。像我这样多年从事经济工作的,谁能保证前些年没有帮助别人搞先批后建?谁能保证引进的企业环评都过关?谁能保证开发区建设之初没有点征地纠纷?现在到企业工作,之前的违规违法也能一笔勾销了。”

防止人才流失需完善机制

另一名正在办理离职手续的80后科级干部告诉记者,“八项规定”与自己离职没有关系,据他所知,他身边那些像他一样年资较浅的公务员,都不是因为“没了灰色收入”而离职。

  新浪教育[微博]综合中国新闻网、中国青年报、瞭望新闻周刊等媒体报道

合肥市委副秘书长周大跃辞职去企业也被当地干部认为是一种“急流勇退”。合肥市一位领导说,副秘书长也算是重要的领导岗位,走出这一步需要很大勇气。

去年以来,中央不断加强的作风建设和反腐工作,让一些公务员“为官不易”,这有助于基层干部队伍“挤泡沫”,把一些不能适应治理现代化要求的人淘汰出队 伍,让能干事想干事的人留下。但有关专家和一些基层干部反映,目前基层公务员的待遇普遍较低,如何让愿意留下的公务员安心干事也是面临的突出问题。

他们离职的原因主要是工资太低。“听说社保马上还会有所改革,会变相降低公务员收入。上海公务员收入其实比周边的江苏、浙江要低一些,再加上生活水平较高,很多人撑不下去”。这名科级干部说,年轻些的公务员大多只是把“公务员”当作一份普通工作,“跳槽嘛,很正常”。

三是“压力山大型”。

其一,探索公务员聘任制,增强公务员队伍优胜劣汰正常流动。

据他透露,他身边离职的公务员朋友,大多去了企业,有的去了外企,有的去了财务公司,“跟我同龄的同学,不当公务员的,年收入几十万元的有很多”。

律师陈长厚辞职前在福建省一个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当了6年法官,他说:“我辞职主要因为压力太大,一方面来自生活上的压力很大,去年我辞职时的工资只有每月3100元,很难养活家庭。另一方面工作量大,社会转型导致案件越来越多,加班已是常态,而现在案件终身责任制也是很大压力。”

安徽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吴树新认为,现在一些基层领导干部辞职仍属个案,但随着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公务员群体“洗牌”会加快。

而李朋的辞职,则更多出于个人价值的追求,“待在那里养老?我不愿意”。

多位基层干部反映,现在对基层干部的工作要求明显提高。安庆市一位干部说:“过去全区年度工作计划七八张纸,现在厚达一本书,内容增加、过程细化、落实到人,时间节点具体到每个星期。工作标准提高,群众诉求多样,一些老办法不能用了,新办法还在摸索,基层压力越来越大。”

孟华认为,任何组织都应当有出有进,能力差的出去,能力强的进来。但从辞职的公务员来看,大多是年轻优秀的人才离开。要增强公务员队伍的流动性,实现优存劣汰,可探索公务员聘任制。

李朋原来在一家全球知名的外企担任软件工程师,此前通过公开遴选机制进入公务员队伍,一进单位就是副处。但在干了七八年、升任正处后,他却发现这份工作并没多么“好玩”,“主要是体现不出人生价值来。”

基层公务员辞职三大原因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教研部教授丁元竹认为,无论是以前将当公务员视为“升官发财”,还是现在少数公务员自贬为“过街老鼠”,都是偏激、不正常的。下一步应继续加强体制建设,让公权力得到约束、规范,让公务员这个职业不再有特权,加强正常流动。

3年前,他递交了辞呈,自己创业。这当时在区里引起不小的轰动。但如今,他的纪录或许即将被另一名副厅级干部刷新,据说此人辞职后也将创业。

原因一:薪酬水平偏低

其二,完善收入分配机制和考核机制改革,留住优秀人才。

中山大学[微博]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教授倪星在接受中国青年报记者采访时说,不论辞职公务员本人承认与否,反腐高压确实对公务员的灰色收入和弹性空间进行了挤压,“把他们(公务员)的后门堵死了,制度外收入一下子没有了”。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调研了解到,眼下公务员薪酬福利水平相对于企业人员来说,仍有一定差距。尤其是在当前形势下,原来一些隐性福利减少,甚至完全没有,一些基层公务员感到不适应。

北京市海淀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勇表示,基层公务员待遇低,晋升空间小。过去海淀区街道每年福利有2万~3万元,占基层公务员总收入的1/4左右。而现在基层拿不准上面的政策,福利都不敢发了。因此,建议逐步提高公务员福利和待遇,并向社会公开,实现阳光化。

倪星注意到,上海的确有一批年轻有为的公务员辞职,虽然这些人在整个公务员队伍中是少数,但这一现象及其背后的趋势还是值得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现在隐性收入没有了。拿春节来说,以前单位都要发瓜子、花生、饼干等1000元左右的年货,还要请职工吃年夜饭,现在都取消了。”福建省福州市直机关一位陈姓副科级干部说。

一些基层干部还表示,现在对干部激励不足,应加大绩效和收入挂钩,加大对优秀人才的薪酬激励。

“后门是堵死了,但正门没打开。”倪星说的“正门”,是一套合理的、能够留住精英公务员的薪资设计,“薪资达不到预期,有能力的人自然会另寻价值”。

孙熙2010年本科毕业考上了公务员,在北京市朝阳区一街道工作。当时她觉得,公务员工资虽然低一点,但福利不错。“到岗之后,感到落差特别大。”孙熙说,她每月工资2000元左右,第一个月只有1800元。单位没有宿舍,她当时在东五环外的草场地村租房住,一个不到10平方米的小单间,没有窗户,只能放下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个简易衣柜,月租600元。她每天花40分钟骑自行车上班。“工作4个月后,我妈来北京看到我住的屋子时哭了。”

复旦大学[微博]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高国希说,基层公务员工作压力不小、收入不高、上升机会有限,其工作和生活状况应予关注。去年底,中央审议通过建立基层公务 员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意见,拓展了职业上升通道,建议继续强化职务和职级分开,加大政策落实力度并向基层公务员倾斜。

倪星说,指望有能力的公务员仅凭“人民公仆”的精神“吃草挤奶”不现实,表面上看好像国家省钱了,实际上“亏大了”,“一,他们提供公共服务时,工作懈怠;二,贪污腐败;三,损公肥私。”他认为,给予公务员中上收入水平的“高薪”不是为了“养廉”,更应为了“揽才”。

“我当时感到绝望。”孙熙说,这样的收入和待遇在北京生活太难了。2014年,她考上了广州一所高校的研究生,决定离开公务员队伍。

其三,加大舆论引导,为公务员营造宽松外部环境。

“哭”出晋升的行情,易使劣币驱逐良币

江苏省镇江市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沈姓公务员4年前通过公务员考试入职后,成了同学圈子里的“成功人士”,同学不时会开玩笑称,“沈主任,多提携。”可几年下来,他收入待遇几乎原地踏步。刚入职时,每月能拿到5000多元,加上各种补贴年终平均下来是一月6000多元。4年后,他已是副主任科员,每月拿到手的还是这么多,但生活成本在增长。

多位受访干部认为,腐败分子不断被查处曝光,导致一些舆论对公务员队伍存在偏见,公务员队伍的职业荣誉感有所下降。应加大引导力度,多宣传公务员队伍中的正面典型,让公众对干部真实状态有全面客观的了解,增强公务员职业成就感。(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 康淼 乌梦达 姜刚 杨玉华 刘巍巍 陈寂 张逸之)

中国青年报记者了解到,除了薪资水平外,模糊的晋升制度,也正成为公务员的一大“痛点”。说白了,能不能晋升,很多公务员无法凭借自己的努力或者成绩说话,不确定因素太多。

他已经有了老婆孩子,房租每月3000多元,所在城市动辄每平方米1万多元的房价让他望而却步,“每月两个人一起攒几千元,买房基本不可能,给孩子将来的教育投资,就更不能想了”。如今,他跳槽到一家企业担任部门负责人,年薪税后30万元。

原标题:公务员辞职潮传闻调查 辞职者数量增加但未成潮

张平说,离职的公务员,大多有两种情形:一是觉得能力不够,提拔不上去;二是性格不合适。而他本人,就属于后者,“见不得一些人的所做作为”。

“公务员就是求稳定,退休后有保障。以前不缴保险,退休待遇还高出企业一截儿;现在保险也要自己缴了,那为什么不直接去企业?”一位还没辞职但已开始物色企业职位的江苏省县处级公务员说。

张平辞职前,是单位的“二把手”,没能得到提拔。“能不能提拔,是对你这个人价值的肯定。如果技不如人、提拔不了,我也认了,但被提拔的那个人没本事。”张平说,在副处提正处的当口,他被一个“没啥本事,却会找领导哭”的女同志比了下去。

北京市一名在街道工作准备辞职的郑姓公务员说:“自己都拮据地生活,如何去让别人安居乐业?”

“这说明什么?说明你提拔与否,跟你工作干得好不好,没有关系。”对晋升提拔制度的不满,成为张平后来辞职的导火索。

原因二:晋升空间狭窄

这一说法,也得到了另一名在区县政府部门任职后离职的年轻干部的证实。“工资是一方面,但提拔晋升其实更重要。有追求的人,不会只盯着工资。”这名年轻干部说,他所在部门提拔空间相对大一些,但在更多部门,因为人员之间能力差距不大,很少有合理的选拔机制。

《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采访中了解到,一些公务员辞职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晋升空间狭窄,升职靠熬年限、拼关系。

这个年轻人一个月前报名参加了上海财经大学创业学院的“匡时班”,决定“凭本事”创业。“我本来就喜欢公益,招募过一两千名志愿者,想把新项目和志愿者资源整合利用起来。”他很庆幸,自己在当公务员时,没有花多少精力钻研升官,而是把时间花在了公益组织上,“至少出来创业,有真朋友。”

一位从江苏省经济管理部门跳槽到中国矿业大学[微博]的陈姓公务员告诉记者,公务员晋升渠道通常有两种,一种是走领导职务,即从科员到副科、科长、副处这样的轨迹;还有一种是非领导职务,即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等。

倪星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他说,我国目前的确没有一套完善的公务员晋升机制,公务员能不能提拔,不确定因素太多,“干好干坏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不能进入领导的视野。提拔主要依靠领导的注意力,没有多元化机制”。

“在领导职务的竞争上岗中,某次民主推荐环节,选3个人,入围50多人,竞争堪称惨烈。”他说,“人总是需要被认可的,晋升是最重要的认可,而晋升需要很多东西,副科干3年才有资格竞争正科,还得看之前工作经验、看年龄,以及人情、关系等复杂因素。”

据他介绍,在一些欧美国家,公务员主要分为政治与行政两条线。政治线选拔政府主官(即地市、各部门正职官员),即使是一个18岁的年轻人,只要选票足够,就能担任;行政线为常务副职以下的职业文官,这些人主要依据年资来晋升,论资排辈。但在我国,这样的分条线方式,并不适合国情。

安徽省凤阳县政府一位郭姓公务员已有辞职打算。“70后”的他早年从学校教师岗位百里挑一考入公务员队伍,刚进政府机关时,感觉作为公务人员有社会地位,而且待遇在当地还算不错。可近几年来,他越来越觉得这一行工作压力大,“最关键的就是晋升空间有限,如果找到合适的工作,我肯定走。”

另一个“大问题”是评价,一个企业可以按照产品的盈利情况以及每个环节工作者对产品的贡献度来评价一个人该拿多少钱,但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却无法定价、无法测量,“公务员干的事,到底对世界有什么效果、他贡献了多少,没法测量”。

虽然国家去年底出台了公务员职务与职级并行的改革,改变了过去只有靠职务晋升“华山一条路”的狭窄发展通道,但他仔细研究后认为,“条件太苛刻,要熬很多年,算一下周围没几个符合条件的。只有等到自己年纪大了,才有可能享受到副科待遇,那时还有干事创业的劲头吗?”

这是一个世界性难题。有些国家曾尝试破题,比如按照项目执行情况来估价,政府部门如果可以节省预算,省下的钱可以用来发奖金。但这种做法,争议极大。

“这种主要看年限,而不是按照贡献大小或者工作能力的晋升导向,严重挫伤公务员特别是年轻公务员的积极性。”这位郭姓公务员说,“公务员队伍是干多干少一个样。老老实实工作很少有人关注,也难怪很多人都在跑官要官。”

“公务员离职,对个人是好事,对政府而言,虽然整体影响不大,但需要多反思。”倪星说,总体而言,公务员中的精英还是很多的,甚至“有浪费”,他们适当流向社会是件好事,应予以鼓励和支持。

已辞职的福建省一个设区市中级人民法院原法官陈长厚说,“我自己喜欢自由的职业,但是在法院的工作可以说未来的路都能够看得到了,副科再往后最多可能是副处。现在可以完全想象到30年后的工作状态。”

据上海某区发改委工作人员透露,此前该区曾考虑在科创人才优惠条件中,出台有关“公务员创业保留一定时间岗位”的措施,但后来出于种种压力未能写入。

原因三:压力大、幸福感低

原标题:上海半年内多名厅官离职 公务员下海潮来临?

多位已辞职或有辞职打算的公务员向《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抱怨,他们离开或希望离开公务员岗位,还有一个原因是基层工作强度大、压力大、风险大,“经常加班”、“5 2”、“白+黑”,幸福感低。

一位从安徽省合肥市新站开发区管委会辞职的干部说,“5 2”、“白+黑”的工作模式让她“压力山大”。“我分管的这个部门要对接省市20多个单位,再加上新开发区招商建设任务极其繁重,确实压力很大。”这名干部感叹道。

“我一直在考虑什么时候能辞职,辞职了去做些什么。”福建省宁德市公安局一名基层派出所所长说,作为一名基层公务员,幸福感太低了,需要面对各种各样的压力,来自单位、社会和家庭等方面。现在群众仇富、仇官、仇警很严重,一件事情发生后,警察在现场往往会成为对立面。

记者调研了解到,一些公务员职业荣誉感、归属感减弱。陈长厚说,社会舆论都说法官黑,导致我们有些工作不好开展。

一些公务员对单位跑关系风气盛行、人浮于事等现象也表示不满。孙熙说,现在单位人际关系复杂,有时候需要“站队”,哪句话说错可能就把人得罪了。“各种压力真的是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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