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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前预测试卷,重蹈覆辙

文章作者:公务员 上传时间:201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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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注意事项

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3月23日表示,湖南省委组织部等部门已成立专门调查组,对网上反映的“湘潭提拔27岁副县长徐韬”进行全面调查,有关情况将及时向社会公布(3月24日《东方早报》)。 每当有年轻干部将获提拔,总会招来舆论的质疑——我们其实并不反对大胆、破格提拔年轻有为的干部,但在选拔任用干部中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等腐败行为,让老百姓成了“老不信”;而更神奇的是,很多质疑追问,并非无中生有,一经质疑,干部就此“倒下”的概率高得神奇! 27岁的徐韬,经湘潭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增选提名为湘潭县副县长人选,一年半之内完成从正科级到副处级的晋升,其间他还在大学攻读全日制研究生。而其父、其母均为湘潭市雨湖区领导干部的背景,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徐韬这名“湘潭神男”是不是因为“官二代”身份而被“火箭提拔”?相信一切的真相,在调查之后总能水落石出。 历史总是那么神奇地相似。我们不会忘记,去年4月,被网友戏称为“湘潭神女”的“造神”事件曾是那么夺人眼球——当时,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90后女干部王茜拟任区发展改革局副局长一事同样招致广泛质疑,后经当地组织部门调查认定,拟提拔任用“90后女副局长”一事确系违规,湘潭市委组织部责令岳塘区委撤销对王茜拟任岳塘区发改局副局长的决定,8名官员受到撤职等处分。王茜之父王达武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免去其湖南省发改委重大项目办公室主任职务。 据2月27日《中国青年报》报道,“湘潭神女”事件之后,引发岳塘区干部选拔制度改革,“实绩 民意”的选拔方式更得到了湘潭市委组织部的高度认可。该部门的一份总结材料高度评价称:岳塘区的竞争性选拔之所以获得良好反响,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把党管干部和群众公认有机结合起来,把群众满意及民主测评结果作为量化考察的重要依据,让参与人知情,让知情人投票,真正将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交到了干部群众手中。 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可是,不到一年时间,“湘潭神男”又在当地横空出世,相同的情节、相似的背景、类似的质疑声,令人着实诧异。“真正将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交到干部群众手中”,看来,湘潭市委组织部的总结的确不错,也道出了选拔任用干部的真谛,可在实践中是否真正如此?不免令人担忧。否则,何以前有“湘潭神女”之鉴,一年不到,“湘潭神男”重蹈覆辙?这不是地地道道的“放空炮”吗? 李克强总理在新一届国务院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政府说到就要做到,不能“放空炮”。公平、公正、公开的干部选拔任用,究竟离我们有多远?“真正将干部选拔任用的知情权、参与权、选择权、监督权交到干部群众手中”,更不能只写在纸上、徘徊在制度里——干部选拔任用上的暗箱操作、权力寻租,足以使公权力的公信力成为泡影,而屡禁不止、重蹈覆辙的提拔“神话”,更折射着民意在干部任用机制中的严重缺位和无力。这些,都需要制度的不断改良和执行力、惩戒力的及时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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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则《看看政府文件的严肃性,有图有真相》的网帖在网络传播。该帖子称,在2011年4月18日这一天的时间里,青海省海西州人民政府将6名干部先任命后再免职并退休,甚至有两人在同一天之内遭遇两次免职,原因是退休前提拔可以让退休待遇提高一级。

永利国际手机登录网址,1.申论考试是对考生阅读能力、综合分析能力、提出和解决问题能力以及文字表达能力的测试。

朱昔群  

  【标准表述】

2.作答参考时限:阅读资料40分钟,作答110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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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度剖析]

3.仔细阅读给定资料,按照后面提出的“作答要求”作答。

  

  “青海6干部提拔当天即退休,两人一天两次被免”时间段背后隐藏着多重病灶:

4.请在答题卡上作答,在草稿纸上或其他地方作答一律无效。

  腐败是一种极为复杂的社会历史现象,在当前,也是人民群众十分关注、引发社会不满的重大问题。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建党90周年大会上将消极腐败的危险列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指出“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任务依然艰巨。如果腐败得不到有效惩治,党就会丧失人民信任和支持”[1]。官员滥用公共权力是腐败的主要表现,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导致官员腐败现象泛滥的制度因素是不合理的干部体制及其诱发的官场权力运作潜规则。因此,从干部体制的角度研究腐败现象,探讨如何遏制官员腐败意义重大。

  第一,对民意的熟视无睹。众所周知,民众对干部提拔关注度很高,并且干部提拔并不仅仅与干部个体有关,而是关乎到社会和公众。但是,当海西州6位干部任职当天即被免职时,就不仅意味着民意与干部提拔的绝缘,并且,干部提拔成了权力者关起门来的“自娱自乐”。

二、给定资料

  

  第二,权力的随意性。在官员身上有三种意志,一是个体意志;二是作为官员身份的意志;三是公意。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公意大于官员意志和个体意志,但是,在现实中,公意总是最弱的,团体意志占第二位,而个体意志则占第一位。

1.2010年,中央曾连发4份文件构建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2010年3月31日,中国官方媒体报道,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以下简称《责任追究办法》),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贯彻执行。

  一、腐败主要指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第三,伤害了政府、官员和民众之间的信任。公权力作为社会生活秩序的权杖,历来被视为社会生活的主导者。尤其是在具有强烈社会本位传统的东方社会,公权力一直被理解为是第一性的、对民众具有决定和支配的力量。正因为如此,民众对权力行使者的信任度非常重要,但是,当权力不注重公信力,把民众的期待抛弃时,二者之间的信任关系不但不能得到提升,相反,必然受到破坏。

通知指出,为健全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机制,切实加强对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全过程的监督,经中央领导同志同意,中央组织部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有关事项报告办法(试行)》、《地方党委常委会向全委会报告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并接受民主评议办法(试行)》、《市县党委书记履行干部选拔任用工作职责离任检查办法(试行)》。

  

  闪电提退展示了干部选拔任用的乱象。干部在日常社会架构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他总是以社会管理者的面目呈现在世人面前。某种意义上,干部可以说是社会精英的集合体。不论是哪一个层级的干部,其选拔任用都有严格的标准和程序。只有这些标准和程序得以不折不扣地执行,公共权力才有公信力,干部队伍也才有活力。遗憾的是,干部选拔实践中,这些标准和程序往往被扭曲、被丢弃。

这三个试行办法与《责任追究办法》配套衔接,共同构成事前要报告、事后要评议、离任要检查、违规失责要追究的干部选拔任用监督体系。

  广义上的腐败指为了私人利益而违背规则滥用受委托的权力的行为,除了政治腐败之外,还包括经济性腐败,如公司职员在经济往来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牟取利益的商业贿赂。此外,在现代汉语的语境中也经常被用来指称生活腐败,既可以指腐化堕落违背道德的生活方式,也可以是对超出日常生活水平的享受式消费的调侃性说法。狭义上的腐败,特指公职人员的政治腐败。例如,亨廷顿认为腐败是指“国家官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的行为”,腐败的“形式大都涉及到政治行为和经济财富之间的交易”。[2]政治腐败的主体,一般指公职人员,尤其是掌握较多公共权力的政府官员,也有学者将“为个人或极少人的利益而剥夺和压榨绝大多数人的政权”作为腐败的主体。[3]政治腐败的实质是一种在正式程序和规则之外,通过违背法律规范和社会公认行为准则的非正式途径运作公共权力的过程。这种非正式途径如果在事实上形成了对正式程序规则的替代,在权力运作中不得不被遵守时,那么政治腐败即已发展到弥散性的制度性腐败程度。

  [措施]

通知还提出,各地区各部门要在认真贯彻执行《责任追究办法》的同时,一并抓好上述三个试行办法的贯彻落实,切实提高干部选拔任用监督的工作水平。

  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和公众话语体系中,政治腐败主要指公职人员尤其是党政官员对公共权力的滥用,并以此谋取个人、亲友、小团体等的不正当利益的违纪违法行为。政治腐败在中国历史上由来已久,并带有浓厚的制度性腐败色彩。权力运作名义上的儒学规范与事实上的腐败“潜规则”[4]互为表里,是导致王朝周期律的根本性因素。江泽民曾指出:“历史上的腐败现象,危害最烈的是吏治的腐败,由于卖官鬻爵及其带来和助长的其他腐败现象,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灭的例子,在中国封建社会是屡见不鲜的。”[5]中国共产党建政之后,针对党政干部初露端倪的腐败苗头,通过严厉惩治和群众运动相结合的方式,辅之强烈的意识形态控制,较为罕见地抑制了腐败现象的滋生。改革开放以来,官员腐败现象不断滋长蔓延,成为影响执政党形象、损害党群关系的重大社会政治问题。根据透明国际组织的调查,中国大陆的腐败属于比较严重的程度,在各国清廉指数排名中大致处于70多位,居于发展中国家中流水平。官方也承认,当前“一些领域的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有的案件涉案金额巨大,违法违纪行为趋于隐蔽化、智能化、复杂化”[6]。

  一方面,杜绝“闪电提退”现象,首先在干部选拔任上要广泛争取民意,与心民意接轨。一个时期以来,干部选任改革的力度不断加大,措施不断出新,各级各地也都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其中的一个鲜明指向,就是跟民心民意接轨,让老百姓拥有更多更重的话语权。但在实践中,这样的改革仍显滞后,从而导致民意虚置,甚至罔顾民意。舆论对“闪电提退”一边倒的炮轰,其实也从一个侧面释放出参与干部选任的热情。

从全局来讲,选准用好干部,事关党和国家的兴旺发达、长治久安。必须按照“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严把用人标准关,要把品德放在首位。

  据近年来不断披露的典型腐败案件以及舆论关注的腐败热点来看,中国官员政治腐败已呈现出一定的制度化和弥散性的趋势。从腐败行为的制度许可来看,既有正式制度许可但意识形态和公众舆论否定的特权行为,即“灰色”收入或待遇,如开支惊人且不透明的“三公消费”;也有正式制度否定但潜规则许可的以权谋私行为,如为亲友安排工作、收受礼金、小额受贿等;还有突破潜规则的严重腐败行为,通常情节特别恶劣、涉案金额重大。从腐败主体的层次和关联来看,一是高中级干部违纪违法现象越来越严重,很多干部长期腐败,但一直被“带病提拔”;二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一把手腐败,进而恶化局部官场生态,造成较大规模的团体性腐败,即“窝案”;三是一些关键领域成为腐败重灾区,如交通、国土等部门,许多官职出现前“腐”后继的现象。从权力运行的过程来看,既有权力授予环节的腐败,如买官卖官和“跑官”现象,也有权力运行环节的腐败,包括阻挠当事人正当权益的吃拿卡要型、法定自由裁量权内操作的变通型以及严重触犯法律的犯罪型等;近年来还出现了期权型腐败,即在职时滥用权力,而退职时享受不正当利益。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按照“党管干部”原则,官员的选拔、任用、升迁、管理、罢免遵循一套完整的干部体制。腐败的制度化和弥散性趋势使得人们对这套干部体制产生了严重的质疑。

  另一方面,要加快养老双轨制的改革。闪电“提退”让我们看到了其中的利益链条,更让我们看到了“级别换待遇”的官场“潜规则”。拿“养老双轨制”开刀,实现社会公平,闪电“提退”这种潜规则,自然会销声匿迹。如果我们我们在改革“养老双轨制”上乏力,那么闪电“提退”,甚至与其相似的翻版还将出现在公众视野。

选拔领导干部,注重人的品德、工作能力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干部的现实表现。干部既要勤政,同时还需要廉政,清正廉洁是体现领导干部内在素质和外在形象的关键所在。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归根到底来自人民,只能用来为人民谋利益,绝不能用于为个人或小集团谋取私利。

  官员腐败对当代中国社会政治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危害。一是严重损害了政权的合法性。官员腐败恶化了党群关系、官民关系,民众对腐败问题极为关切。根据人民网的调查,自2002年以来,反腐倡廉成为网民最关心的两会热点话题。[7]对腐败的痛恨,引发了民间强烈的“仇官”情绪,民众自发地以“体制内”和“体制外”作为划分官民的依据,国家与社会的断裂与对立倾向明显。二是削弱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功能。中国共产党一向以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党宗旨,但愈演愈烈的腐败现象对党的意识形态宣传形成了极大的反讽。不仅民众难以认同,对政府有明显的不信任感,官员群体自身也形成了畸形的两面人格,即公开的意识形态话语表述与隐蔽的官本位、拜金主义价值取向合为一体。执政党意识形态应有的导向、辩护、凝聚、动员和约束等功能受到严重损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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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1年4月18日,A市人民政府官网显示,在当天,该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朱某等同志任职的通知》,分别任命朱某等四人担任相关局、办副调研员、副县级干部职务。然而,也是在4月18日这一天,该市人民政府又下发了《关于朱某等同志免职并退休的通知》,同时免去了朱某等四人的职务并宣布四人当天退休。根据相关媒体4月2日公布的这四人的简历,朱某等四人任职前均系各相关局、办的正科级干部,均已超过30年以上工龄,在提任为副县(处)级干部当天即告退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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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该市人民政府当天的任免通知中,有两位干部更是在同一天之内遭遇两次免职。当天,在相关文件中,A市国有资产运营公司(A市发展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王某、副总经理朱某被免职,然后,王某被任命为该市经济协作办公室副调研员,朱某被任命为该市经济和发展改革委员会副调研员;在接下来的文件里,王某、朱某即遭免职退休。

  二、官员腐败现象泛滥的原因分析

对于A市6位干部任职当天即遭免职的情况,B专家认为,这一任免令最主要的问题就是程序上“太不讲究了”。他认为,“A市政府这种当天提拔、当天退休的做法无论如何都有些近乎儿戏”。

  

B专家表示:“退休待遇来自国民税收,退休后的待遇本质上应是对其在职期间为社会所作贡献的一种补偿,这一补偿应与其实际级别相对应。因此,公务员管理中不应把名义上的提拔当作一种福利。”B专家认为,这种做法有滥用公共资源的嫌疑,A市政府在提拔干部时除了考虑政府的需要和老干部的待遇之外,还应该考虑一般社会认可问题,不要忘了社会观感与老百姓的看法。

  对于当代中国官员腐败现象泛滥的根源,学术界和理论界提出了多种观点,大致包括“转型说”、“发展说”、“文化说”和“制度说”等。“转型说”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换和社会的剧烈变迁是腐败的根源。在转型过程中,旧有体制被废止或消解,新的体制尚不完善,权力运作失去强有力的规范,因而非正式运作的腐败现象难以避免。一些国外学者在分析发展中国家腐败现象时,也持类似观点。如詹姆斯·斯科特认为腐败作为非正式的影响过程,可能在正式的政治制度没有能力应对社会对它所提出的要求时最为猖獗。[8]还有的甚至提出腐败功能说,认为腐败的成本如果低于遵循繁琐拖拉的公共秩序的成本,则便利了资本的合理流动。“发展说”认为中国共产党实行的强政府推动主导的经济现代化是腐败泛滥的根本原因。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政府公共部门必须扩充自身的权力与规模,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职能。一方面,政府广泛而深入的管理甚至直接投资的行为给官员以权谋私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和便利;另一方面,公民社会尚未成熟,难以对公共权力进行有效的监督与制约。“文化说”认为华人社会固有的注重“情理”而非“法理”的“关系型文化”,是滋生腐败的土壤。如,方绍伟分析了中国人不同于西方的独特思维观念和交往方式,认为以人情观念为纽带的“文化规则”是正式的“政法规则”在制度运行中无法摆脱的外在环境,是政治腐败的根源。[9]

3.2011年2月28日,某市一司法助理员庄某获提拔为主任科员,3月1日,庄某正式退休,故被免去主任科员职务,退休后享受正科级福利。无论当日提拔、当日退休还是当日提拔、次日退休,目的只有一个,当事人在退休前被闪电提拔,可以在退休后享受高一个级别的退休待遇,坊间送其绰号“提退”。闪电提退背后,是相关人员心照不宣,达成默契,具有“一举多得”之效,官瘾虽然没过足,但临退休者拥有了一定的名分和较为光鲜的面子,最关键的是有了实实在在的好处;相关部门则因顺水人情,赢得了人性化的“口碑”。特别是,“提退”不影响该单位的权力分配,不占职位名额,即便提退者可以多领退休金,也是拿国家的钱,何乐而不为?

  这三种说法都从政治系统的外部环境寻找腐败产生的根源,而且都隐含着腐败存在的必然性与客观合理性,不过这显然违背了执政党的意识形态宗旨以及民众强烈的反腐诉求。这些观点的不同之处在于,“转型说”和“发展说”认为腐败泛滥具有暂时性,随着新的经济社会体制的完善和现代化进程的完成,腐败自然消退。但是,就当前中国官员腐败蔓延的现状来看,显然并未呈现出自然消退的乐观态势,而消极等待则必然丧失反腐败的良机。“文化说”则对消除腐败十分悲观。虽然这种观点揭示了中国官员腐败的社会历史性,但陷入了“文化决定论”的窠臼,难以解释文化自身的变迁以及制度变革对于重塑文化的重大影响。例如,新加坡、香港、台湾以及欧美发达国家的华人社会,腐败的程度和表象与中国大陆有着明显不同。因此,笔者更为认可从政治系统自身的权力运作规则探寻腐败根源的“制度说”。但“制度说”不能停留在如下两个已为实践反证的层面:一是“单纯禁令做法”,制定了若干个“十不准”,却流于一纸空文;二是“民主反腐论”,认为一党专制是腐败的总根源,而多党制是反腐败的灵丹妙药。

专家认为这样的任命像儿戏,“太不讲究了”。其实,恰恰是这里面“大有讲究”。表面上看这个提拔纯粹是在“空调”,但对当事人来说退休后的待遇和原来级别的待遇有天壤之别。县处级退休干部不仅工资福利比科级干部高很多,而且每年还有相关部门组织的参观考察,公费旅游、观光、疗养,以及公费医疗、公车使用、公费订阅报刊、住房补贴等待遇,这都是科级退休干部无法相比的。在一些地方,“退休搞个县处级”也成为政府机关平衡老干部心理的一种手段。

  任何政治体制下都有腐败现象,任何官员都有腐败的可能。问题的实质在于何种干部体制下,官员腐败的成本较低、风险较小、收益较高,官员更可能演化为腐败分子。从中国共产党党政干部体制来看,党管干部、发扬民主、依法办事、德才兼备、为民服务等原则性要求构成了最表层的制度规范。在实际运作中,围绕党管干部原则,形成了包括干部选拔任用、党内监督、纪律处分等在内的完整规则体系。这一套正式规则在干部体制运作中大体得到遵循,有着一定的制度化和规范化程度。这些正式规则及其包含的党管干部、权力集中的内在逻辑,既是中国共产党赖以推动经济发展、维护社会稳定的体制性优势所在,又存在着纵容腐败滋生的体制性缺陷。

在一些地方公务员中流行这个段子:“科局长不要急,临退休提拔个县处级”。这是因为在许多市县,科级以下公务员众多,提拔重用的机会稀缺。对于许多公务员来说能在退休时搞个县处级,就算很不错了。而不少地方为了“安慰”一些老公务员,也就把临近退休的干部迅速提拔为县处级当成了一种福利,让他们在退休后也能享受到县处级待遇。

  从干部选拔任用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详细规定了从资格限定、推荐、考察、酝酿,到决定、任职(或向人大、政府提名),辅之以交流、回避、辞职免职、监督和纪律处分等的完整程序。透过这些规则程序,不难看出,中国共产党干部选任体制凸显了如下特点。一是对上负责、以官选官。尽管规定了越来越多的发扬民主的做法,但干部选任的关键环节和决定权始终掌握在上级主要领导干部手中。如进入选任范围的第一步民主推荐,“民主”的范围并非是普通民众或人大这一法定代表机构,而是党委成员、纪委领导成员、一府两院、人大政协的党组成员或主要领导成员(条例第十二条)。在关键性的拟定为考察对象这一环节,由党委书记办公会酝酿、党委常委会提出建议名单(条例第十六条)。常委会不仅有提名权,干部最终任命“在党委全委会闭会期间,由党委常委会作出决定”(条例第三十三条)。二是“以人为中心的逻辑”[10]和制度模糊。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11]。中国共产党干部录用主要是通过以人为中心的考察办法来解决,强调择优,而不是通过创设公平合理并被广泛认同的制度来选人。这使得繁琐的选任程序在很多环节并没有制度刚性,而是充斥着模棱两可、操作空间极大的表述。如在民主推荐环节,即要求把民主推荐的结果作为重要依据之一,同时防止简单地以票取人(条例第十七条)。三是缺乏应有的程序监督和外在制衡。党委及其组织部门既是决定者,也是程序操作者。虽然规定了民主推荐和征求意见的范围,但带有浓厚主观专断色彩的酝酿和考察过程并不透明。人大作为名义上的行政区域最高权力机构,理应对党委行为进行有效制衡,却并无多少人事权。条例甚至规定了党委推荐、由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任命的领导干部人选落选后,可以在下一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再次推荐为同一职务人选;两次未获通过的,才不得再推荐为本地同一职务人选(条例第四十八条)。[12]

党政管理体制是个“金字塔”型结构,干部晋升职位需求的无限性与职位供给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客观上阻碍了不少人的发展空间。为了破解干部职务的“天花板”困局,各级组织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索。比如,有的地方就以“低职高配”的办法,解决了部分安心基层艰苦环境干部的职级待遇。这些措施曾获得舆论的广泛支持,被作为“不让老实人吃亏”的经验推广,引发其他地区的跟风和效仿。从A市官方解释来看,他们的做法恰似前述经验的“翻版”,而且符合干部任免所有的程序,不同的只是A市将“提”与“退”的时间间隔缩短为“零”,否则又将跻身“经验”之列。

  从干部权力控制体制来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党内监督条例》、《党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等党内规章,人大制定的相关法律、国务院出台的相关法规日益严密,但权力滥用仍然有诸多体制空间。首先,从权力分立与制衡方面来看,很多人简单归咎为权力过分集中,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干部体制对于干部权力也进行了某种程度的分割,但效果模糊。如党的常委会制度,形成了“一头多元”的格局[13],每个常委既分享常委会拥有的决策权和人事权,又分别担任政府、纪检、公安等部门的负责人,在本部门内部享有不容挑战的权威,各常委之间往往互不干涉对方的“势力范围”。对于党委“一把手”,也规定了“三个不直接分管”,即不直接分管人事、财务、工程项目,但并不能对事实上拥有最终决定权的党委书记构成有效制约。党委与人大、政协、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分割也不明确,即使在显规则层面也无法形成应有的制衡。政协属参政和协商机构,并无法定权力。人大虽是法定权力机构,但受党委在其内部设立的党组操作,近年来较为普遍的党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做法,使人大的权力更为顺服地从属于党委。而司法机构则受党委之下的政法委领导。其次,从对权力运作的监督来看,虽然规定了多方的监督主体,但未成体系,各类监督大多流于形式甚至并不存在。上级监督本应最为有效,但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而且上级需要信任和依赖下级完成政绩,再加上选拔任用责任制而诱发的对下属的维护,使得这一监督薄弱。同级监督,往往被权力长期博弈之后形成的“势力范围”均衡所化解。下级监督和群众监督因金字塔形权力结构而不可能,甚至招致严厉打击报复,如前河北省委书记程维高对科级干部郭光允长达8年的迫害。[14]纪委监督,作为专职机构并无独立性,受同级党委领导,其监督工作具有向下性和选择性。媒体监督和网络监督,具有很大的偶然性和受控性。

然而,“提退”让人们看到了相关人员把提拔、退休当作了小孩过家家的游戏,干部选拔任用等相关用人制度遭到了亵渎,某些地方基层政府部门的公信力也在流失。同时,也让纳税人承受本不该承受的额外负担。

  从干部贪腐惩治体制来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这种涉嫌滥用公共资源和挑战相关制度的行为,令人不安和焦虑。对提退事件,相关部门还需关注的一个命题就是,必须改革现行的养老金“双轨制”。刚提拔就退休,让我们既看到了“级别换待遇”的灰色逻辑,更看到了改革养老金体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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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我国公务员的晋升实行的是职务本位晋升制度,即常说的“国、(省)部、司(厅)、处、科”五级。在这种职务与层级挂钩的公务员晋升制度中,一个乡(镇)书记、乡(镇)长,无论你干了三十年,还是五十年,除了极个别的可以干到“副处”退休,正常情况下一个“正科级”就到头了。而一个年轻人,通过公务员考试,去了省部级部门当公务员,很可能两年就成了“主任科员”,三五年就成了“副处”,大多数人以正处级待遇退休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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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职务本位晋升制度,使得一些公务员不愿意呆在基层,不愿意将心思都用在公共事业上,或者穷尽一切办法忙于个人升迁,或者破罐子破摔混日子,这既害了公务员,更不利于国家公务运转。为此,经过调研,国家在修改后的《国家公务员法》中确定了职务晋升与级别晋升的“双梯制”,期待以此突破众多基层公务员的发展“天花板”,同时逐渐弱化领导职务的附加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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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双梯制”试行以来,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政策执行中,很多地方向有职务者倾斜。首先,简单地将职务与级别对应,使得没有职务的人还是难以享受职级待遇;其次,“职务”依然是能上不能下,缺乏退出机制,管理机制依然缺乏活力;再次,在正常的薪酬体系之外,又设计出“职务津贴”,或者“关键岗津贴”,有职务者自肥。结果就使得基层公务员的发展空间并没有真正打开,同时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

本文责编:天益学术 > 政治学 > 政治时评 本文链接:/data/48552.html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1年第6期

如果有完善的职级晋升制度,干了30多年的基层公务员,在待遇方面早就提高了,不至于出现各种“提拔即退休”的新闻。如果消息曝光后,相关部门迫于舆论的压力,重新考虑“提退”干部的提拔,实际上对他们也不公平。因此,不应该就事论事,而应该呼吁加速公务员晋升制度改革,通过制度来解决问题。

5.G县在干部选拔任用上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在一些职位的公选中,在程序上完善公选流程、在标准上突出能力要求、在参与上筑高民意平台、在运行上试行自由组阁、在使用上打通退出渠道,这样一系列的做法有效地降低了公选成本、弥补了公选漏洞、完善了公选程序、增加了公选民意、优化了公选后的权力结构、打通了公选后的去留通道、延伸了领导干部任用后的考查,是对现有公选机制的一种完善与突破。

上述公选的环节包括:面试决胜、取消笔试,即经组织部门审核后所有符合条件的参考者都可直接进入面试,改笔试和面试环节为初选和复选环节,两个环节都通过量化和计分式的面试考题放手让参考者紧贴实际展开真刀真枪的“斗智斗勇”。市民考官,扩大参与,提高公信。

G县县委选取了7名当地普通居民,作为“草根评委”,组成“公众评委团”,直接参与面试全程;G县规定新公选的县城管局局长在试用期内,领导班子成员由其在全县公务员单位范围内和本局下属单位人员中进行自由组阁。局长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获正式任职后,可向县委提名副局长及其他需要县委任命人选的任职意见,经县委组织部考察,按照干部任免程序进行任职,集体进退。该县对此次公选上来的局长人选实行试用制,试用期为一年。一年后由县委常委、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和另选的7名社会公众,对其进行工作评议并投票测评。经测评,如“称职票”达到70%以上则按程序予以正式任职;如“称职票”低于70%,经组织考核确实不能胜任工作,则不能正式任职,其本人连同组阁的所有班子成员都按原职级安排回原单位工作。

学界认为,该种机制较为有效地克服了成本高、民意少、退出难等干部任用机制缺陷。

H教授表示,用制度控制用人不正之风,关键要看是什么制度,这些制度能不能发挥作用。“预防用人不正之风,其实已经有很多制度,但干部任免方面的问题仍然出现,根源还在于现在有的制度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

H教授说,制止用人不正之风,重要的是完善干部选拔制度。比如说,在选拔干部的提名上,该由谁来提?如果被提名的干部出问题,提名的人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如果明知被提名人有问题还“带病提拔”,是不是应该由部门和个人负责?H教授提议,可以考虑对现有制度体系的某些部分进行充实和完善。“建立追究制度。比如,现在虽然有干部任命公示制度,但缺少两个重要环节:投票结果公示和推荐人署名公示制度。投票结果不公开,容易给某些领导干部留下暗箱操作的空间,形成‘群蛀’现象;推荐人署名公示制度有一个好处,就是追究推荐者的责任。”H教授说,“还应该扩大票决制范围”。

此外,H教授还建议充分征求群众意见,“尽管在干部任命的过程中,征求群众意见是必要的一环。但通行的做法是组织部门通过谈话等方式收集民意。但在投票时,民意的结果却是保密的,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种做法表明,在现有的干部提拔中,民意没有发挥作用,只是走了个形式。”“还应有序扩大直选范围,如果将现有的村级政权直选扩大到县乡一级政权,至少会有效遏制县乡一级基层干部的腐败问题。”H教授说。

6.随着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官员的隐私在网络上被曝光、被放大,成为公众评判的标靶。网上爆出官员“微博约会门”、“裸聊门”、“开房门”等不检点行为,官员的“官德”问题引起人们的热议。

有关人士认为,“微博调情”、“裸聊门”等折射出一些官员不堪的素质。看到这些的时候,更多官员是否应该警醒,应该检点自己的行为,要学会用网络等新“武器”为民谋福祉,多听民间疾苦,而不是用来打情骂俏。

如今,社会经济高速发展,而对于道德以及规范的约束逐渐式微。少数官员“向钱看”,或者利用手中的权力大搞不正之风,网络的各种“门”就是重要体现。而对于媒体监督作用,一位官员曾深有感触地说,现在的官员不好当了,一言一行都要注意,处处都有人在关注你,稍微不注意,你就被人“监督”了,不过这样也好,媒体紧盯官场应该是件好事,对政府官员来说起码起到约束作用,尤其那些生活不检点的政府官员。

然而,媒体在挞伐的同时,应当反思制度对这些腐败官员的约束有没有到位,官员们有没有真正恪守道德规范的信条。如今已经踏入一个迅速变革的时代,各种新技术、新潮流层出不穷,各种新情况也不断挑战人们的底线。因此,当前应该完善对官员的监督和管理,通过相关制度建设,让官员有所敬畏。

除了完善制度之外,还要加强对官员官德的教育,要让八荣八耻、科学发展观等政策入脑入心,成为官员的精神追求。加强对官员的刚性约束,同时也要强化对官员的道德和文化教育,可以在党校系统开设相关的教育课程,以及采取多种方式,让官员自觉抵制社会上的歪风邪气,消除各种“门”存在的不良土壤。

7.竞争性选拔,在江苏已成为常态。十年间,江苏竞争性选拔10万干部。十年前,省委公开选拔21个副厅级领导干部,首次把选官正式放到了赛场之上、公众眼前。

公推竞岗、公开招聘、公推公派、双推双考双差双决……新模式新办法源源不断。南京市于2008年一次性公推公选47名政府组成部门和区(县)委“一把手”,2009年又采用市、区(县)联动方式集中公开选拔30名党外领导干部。目前,用公推公选的方式选拔“一把手”,在南京已是常规做法。

长久的公信力,来自于制度上的周全和规范。在中央的制度框架下,江苏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公开选拔、竞争上岗办法,加强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的意见》、《江苏省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实施办法(试行)》、《江苏省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实施办法(试行)》。

值得关注的是,针对历年竞争性选拔中暴露出的一些问题,2009年,省委组织部专门下发了《关于规范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几个具体问题的通知》。其中,特别强调不得擅自破格或越级提拔干部;严格执行竞争性选拔干部工作方案审核备案制度;及时回应舆论批评、向网民说明真相等规定。

江苏在“不拘一格选人才”当中,设立了不能突破的制度底线。而在制度探索中,省公选办应运而生,担当着重要的监督把关职能。把什么关?政策关、资格条件关、工作程序关。记者在这里看到,某地上报的公选方案中,有一个岗位不适合公开选拔,省公选办对此发出建议,当地已接受监督,将此职位拿下。

“选人用人的方法需要改革,但干部工作的制度建设更具有根本性、方向性、长期性。省委要求我们下一步的关注,就是要把既有的改革成果制度化,用制度来保证工作中的有效创新常态化。”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盛克勤这样说。

8.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作出指示,要求认真贯彻《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在建立健全科学的选人用人机制上迈出更大步伐、取得更大成效。

经中央批准,《2010-202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划纲要》已正式印发。这个《规划纲要》在总结以往改革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今后10年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指导思想、基本目标、重点突破项目和整体推进任务,并对统筹推进国有企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长期问题的研究探索、加强对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领导提出了明确要求。《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标准,坚持民主、公开、竞争、择优方针,坚持科学化、民主化、制度化方向,解放思想、勇于创新,着力解决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的关键问题、干部人事工作中的重点难点问题和干部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树立坚定信念、注重品行、科学发展、崇尚实干、重视基层、鼓励创新、群众公认的正确用人导向,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通过坚持不懈的努力,逐步形成广纳群贤、人尽其才、能上能下、公平公正、充满活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干部人事制度。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00年中央颁布了《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10年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取得重大进展,《改革纲要》提出的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三、作答要求

(一)根据给定资料,概括干部任免和管理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20分)

要求:准确、全面、有条理。字数不超过300字。

(二)根据给定材料中的有关内容,谈谈你对文中“太不讲究了” 和“大有讲究”的理解。(15分)

要求:准确、简明。不超过200字。

(三)假如你是某市政府工作人员,请根据给定资料草拟一份《关于加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及管理工作的意见》的内容要点,供领导决策参考。(25分)

要求:全面、简洁、条理清晰,有一定高度。字数不超过500字。

(四)请结合给定资料,以“干部的选拔任用”为主题,自拟题目,自选角度,写一篇议论文。(40分)

要求:

(1)主旨明确,内容充实,论述深刻。

(2)结构完整,条理清晰,语言流畅。

(3)字数不少于1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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